任务概括条款外的非警察任务，若警察机关履行，则有越权之嫌。
当今时代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因应时代变化而变革，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执政，而且是为了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领导人民走向解放。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同志最初使用的概念是党规。第六条 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制定条例》第三条非常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认同，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一致。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 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
目前互联网+政务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部门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基本方式，促进了传统行政向现代化行政的转型。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诚信确立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之一。[16]改革创新需要有破的勇气和魄力，但也应依赖法治思维和方式，捍卫法治红线。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创新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
服务是法治政府的生命线。（四）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 我国曾是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
[44]刘松山：《论政府诚信》，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49]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政党和政府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去解决现实问题，回应人民需要。与此同时，法治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使命，目标更加明确，进入快车道。从政府模式的发展来看，法治政府的构建路径也是从统治型向管理型再向服务型演进：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是管制型、全能型政府，侧重秩序行政，规制权利膨胀，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当转变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向给付行政迈进，为老百姓提供高效便民的优质服务，进而为整个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
可行性层面，行政法总则可以通过大道至简的立法思路，一揽子解决法治政府建设的标配问题，同时又能通过条文的前瞻性和开放度，以适应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37] 2007年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继《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后，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立法。法治政府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期待本文能够为探寻2020后法治政府建设中国方案的基本构成、目标任务、特别是着力点和突破口，贡献绵薄之力。
其次，效益强调工作的性价比，即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产出。[21]我国政府通过机构改革、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决策民主化、行政执法监督、法治政府督查等方式，实现自我预防、自我纠错。
全力打造政务服务和行政管理一张网模式，包括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执法等活动的民主参与和全流程监督均可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这就意味着政府治理还权给社会和个人的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在当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解决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是永恒主题，这无疑决定了法治政府建设必须率先突围的现实逻辑。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外部监督，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和司法监督，并建立社会监督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等。在当前行政调解法治化程度偏低，特别是法治社会基础薄弱等客观现实背景之下，如果一味强调化解行政争议的效率性和灵活性，忽视法治化解纷机制对实现个案正义以及打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从信访不信法到信调不信法，即便不是信访回炉再造的升级版，至少在当前调解缺少刚性制度约束的背景之下，行政调解的做大做强背后所隐含的人治冲动和陷阱对法治破坏的可能性，是应当予以正视并警剔的。与此同时，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深水区，与法治政府目标相悖离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构成影响法治政府建设迈向更高水平的阻滞性因素。[50]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载《学术界》2005年第4期。
[4]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1] 这一时期，我国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体现为法制政府建设，主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中心和加强立法工作的主线开展。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并从十一个方面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行了部署。本阶段我国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目标，为法制政府过渡到法治政府打下了基础。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构成当前两个最鲜明的时代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行的放管服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非权力性执法方式的推广使用等方面，无不是以提供最优质服务为出发点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法治政府建设之路愈加清晰而明确。[58]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编：《行政复议法实施二十周年研究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147页。另一方面，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其中法治国家是目标，法治政府是主体，法治社会是基础，三者本质一致、目标一体、成效相关，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法治中国的擎天大厦就不可能矗立起来。
[19]在下一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行政执法应当继续秉持严格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同时不断探索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尊重感的行政执法方式，做到刚柔并济。此外，善治政府亦强调政府活动要以良好行政为目标。
应急状态与常态下的行政法治存在诸多差异性。当前，各地也在探索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联动机制，其中上海模式颇具典型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政府从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务中解脱出来。[43]近年来，我国在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中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就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
实现结果的正义性是我们的追求，但通过看得见的正义提升结果的可接受度是最佳路径。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其实不仅要消除突发事件本身造成的危害，也要避免紧急权力滥用可能造成的危害或威胁，突发事件应对法治与常态法治并存且互动。根据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个案中被告涉嫌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细化为明显重大违法、一般违法以及轻微违法三种类型，判决形式分别为无效判决、撤销判决以及确认违法判决。2020年既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新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新纲要的实施周期亦进入最后阶段。
[11]付子堂、常安：《民生法治论》，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44]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三）创新与法治 创新和法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永恒话题。实体合法、合理的判断具有一定的裁量空间，而程序合法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刚性要求。
[14]陈金钊：《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这都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中要依靠人治推进法治的现实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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